地铁使用人脸识别的法律隐忧
我只能说，当你把个人安全的问题，寄希望于别人的忽视时，基本上就活得如亡命的赌徒一般了。并且，你赌的不只是自己的运气，同时还在赌，掌控数据的人是天使一般的存在。非要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能赌赢的人，我在佩服你鸵鸟性格的同时，窃以为大概还需要上交一些智商税。
此类乐观人士，最好能认真去看一下《国家的敌人》这部20多年前的电影。电影本身的结局还不错，恶人最终遭到了恶报。不过，倘若你是剧中主人公的话，怕是没有那份才智与幸运，只能等着悲剧收场。最惨的是，到最后大概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
其四，还有人会辩解，这样的技术推广是有些问题，但反对也没什么用，就懒得花力气反对了。
我只能说，攸关自身重大权益的事项，如若我们自己不站出来反对，做出应有努力，自然更不可能指望别人出来帮着呼吁。在没有做起码的努力之前，怎么就知道反对无效呢？即便反对最终无效，也终归比驯服地给自己套上枷锁要强。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，做过一些抗争。
作为被侵害一方的我们，如果只是一味地默默地忍受，甚至不敢表明反对的立场，就等于是以不作为的方式，帮助对方来算计与加害自己。在这样的事情上，退一步并非海阔天空，而很可能从此坠入深渊。因为这根本不是靠一味忍让就能解决的问题。眼看着一步步地走向深渊，这样的遭遇，至少部分是我们自己一味隐忍所酿成的。
对于北京地铁即将推行人脸识别技术的做法，我表示坚决反对。以下是具体的理由。
首先，人脸识别涉及对个人重要的生物学数据的收集，相关组织或机构在收集之前，必须证明这种做法的合法性。
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，普通的个人信息，包括住址、电话号码、邮箱、账户以及行踪轨迹等，因为具有可识别性，在收集时必须经过被收集人的事先同意。同时，如果收集方将相应信息不当地予以使用、出卖或是泄露，还可能引发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。
生物学数据的个人指向性更为明确，而且对个人而言，也显然比一般的个人信息更为重要，为什么在收集时反而不需要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？并且，对收集的主体、目的、方法、范围与程序等问题，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定，也没有对违规收集或使用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如果政府是作为收集的主体，显然需要法律明确予以授权；法无授权即不可为，政府无权以安全为名，来搜集普通公民的生物识别数据。倘若是企业或其他机构所为，则其收集个人的生物学数据，起码需要获得被收集人的明示同意；不经同意而收集，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
其次，地铁实施人脸识别，涉及公众重要的人身权益，不经听证就要推行，也缺乏起码的合理性。
几年之前，北京地铁票价调整，曾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，并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。如果票价调整都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并经历听证程序，则推行人脸识别技术，明明涉及更为重要的人身权益，怎么就可以在既不征求意见也不进行听证的情况下，直接决定予以推行？难道个人的生物学数据，在重要性上还不如几元人民币的价值？
不经任何论证，就准备轻率上马大规模的人脸识别，人们有理由怀疑，这其中是否涉及违法的利益交易，或者是否是被相关利益集团游说之后的结果。
再次，声称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是要实现分类安检，但标准所牵涉的问题本身就没有解决。
一个交通管理部门，有什么权力来对乘客进行分类？依据的又是什么法律？不止如此，相关部门准备采取怎样的标准来对乘客进行分类，采取的标准具体包含什么内容，又是由哪些人以及如何确定的标准，标准是否应当公之于众等，这些问题难道不应当在推行人脸识别之前先行解决吗？垃圾的分类标准都要明示，更何况是对人的分类。
如果相关部门意欲采取内部标准，那么请问，我们如何得知标准是否合法合理？如何得知是否存在为法律所禁止的歧视？如何得知是否存在随意设定标准内容的问题？若是利害关系人对分类标准不服，或是认为不当的分类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他们又应当怎样进行申诉，如何确保其权利得到有效的救济？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怎可如此轻率地决定，要在地铁这样的场所，大规模地运用人脸识别进行分类安检？
若是任意采取内部标准而将乘客分为三六九等，并据此采取不同的安检举措，我们有理由怀疑，这样的做法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，也涉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。《宪法》第37条明确规定，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，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。
最后，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，在地铁运用人脸识别能够提升通行效率；即便有证据予以证明，效率本身也不足以成为推行的充分依据。
轨道交通指挥的官员声称，在地铁推行人脸识别技术是要提高大客流时段的通行效率。问题在于，声称不代表客观事实。在没有做扎实的实证调研之前，如何让我们相信，在地铁运用这项技术有助于提升通行效率？根据在机场与宾馆的亲身经历，我很难相信这样的结论。
即便有来自专家的一些支持，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专家的判断是否准确。因为这涉及对未知事态的预测与评估，专家的判断完全有可能陷于错误。譬如，在放开二胎之前好多年里，很多人口专家都言之凿凿，宣称全面放开二胎会造成我国人口的急剧增长。自放开二胎之后，实际生育率情况如何呢？大家有目共睹。
退一步而言，即便运用人脸识别真能够提升通行效率，单是效率本身也不足以成为推行的充分依据。要说效率的话，不对地铁进行所谓的安检，最能提升大客流时段的通行效率。
我不知道相关部门有没有做过起码的调研。现行的人物同检，尤其是其中的人检，无论在高峰时段还是一般时段，很多时候都形同虚设。除了浪费纳税人的税款，实在是看不出这样的人物同检，究竟有什么现实的作用与意义。
基于前述相应的理由，尤其是考虑到其中潜含的重大危险与负面作用，我不仅反对在地铁运用人脸识别技术，也反对在机场与宾馆等场合，强制人们接受人脸识别的检查。
商业机构以微利或是便捷安全之类的因素相引诱，让人们“自愿”地使用人脸识别，由于大多存在信息告知不充分的问题，很难成立有效的用户同意，故而其运用也难谓合法。
不久之前，我曾参加一次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讲座。在那次讲座上，得知国内有一些企业，近年来一直在大力发展人脸识别的技术。为了防止公共舆论的关注，这些企业甚至还刻意保持低调，使得相应技术在实现大规模推广的同时，成功地避免成为公共话题。
这样的刻意，让我不寒而栗。在一心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，这些企业与相应的技术人员，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样的技术推广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吗？难道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成为被反噬的对象吗？
不要说什么技术中立之类的套话。当人脸识别技术被大肆用来获取普通公民的个人信息，并源源不断地汇集于庞大的组织之手，从事相应技术研究与推广的这些企业与技术人员，敢说自身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吗？假如电幕的世界有一天真地降临，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功臣；但愿到彼时，还能有人身自由去畅饮庆功宴上的美酒。
当时参加讲座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，在没有听完讲座之前，就把微信与支付宝中的人脸识别给删了。在发言中，她说自己倒不怕个人信息被警察使用，就是担心被商业机构滥用。
在回应时，我坦言，作为法律从业人员，尤其是做公法研究的，我从来不太过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商业机构所滥用；因为商业机构的滥用，至多不过是让我损失一些钱财。
真正让我担忧与恐惧的是，自己的信息被公权力部门所滥用；因为当他们滥用时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与家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财产、名誉、职业、自由、健康或是生命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以安全为名，对于地铁这样日常有大规模人流出入的公共场所，先是施行物检，之后进行人物同检，现在又要推行人脸识别，再过几年，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实行基因或是指纹识别？按当下的趋势推测，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。不久的将来，或许乘坐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，都将成为一种特权，只允许一部分社会成员享有。
最后，我郑重建议，对于北京地铁将运用人脸识别进行分类安检的举措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做基本的合法性审查；与此同时，应当考虑启动相应的立法程序，对于随意运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做法进行法律上的规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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